【瑞象视点】余天琦：洋人业余影像里的中国（1900-1948）
文/ 余天琦
《电影眼漫游中国》（2015）是一部由28个早期影像片段编排成的“编辑电影”。而“编辑电影”的感念早在电影之所以被命名成电影的时候，就迎运而生了。当时卢梅尔兄弟或其他的电影放映商，把制作者拍摄的影像片段按照某种顺序或逻辑编排起来，策划成某个专题的“topical film”（主题电影）公映给观众。这之后发展成“编辑电影”，各种素材组合而成，作为一部电影的形式出现。
《电影眼漫游中国》海报（来源：豆瓣）
这部关于早期中国的影像旅程，素材来源于20世纪上半叶，1900年到1948年间，英国和法国人到中国拍摄的流动影像，大多为业余家庭影像和旅行日记。生动的真实影像让历史又复活了，流动影像记录了当时的空气感，立体的，不是梁启超、张爱玲笔下的清末民初，是真实的人物真实的场景，有着真实的生命。给一百多年后的人们观看，又像是种超越现实的奇观。它仿佛在另一个时刻，还存在着另外一个世界。
影片《在古雅北京》（In Quaint Pekin）截屏
这些拍摄者中有英法传教士、度蜜月的情侣、物理学者、政客，唯一一位中国拍摄者是名叫S K Eng的先生。他于1933年回到中国，去了北京，还回到他曾经读书的上海，留下珍贵的家庭影像片段。除此之外，还有一小部分属于商业拍摄和政府制作的新闻片、宣传片。其中不乏有意思的制作。比如，1910年，辛亥革命前一年，也是清朝的最后一年，当时英国最大的电影制片人之一，查尔斯•厄本（Charles Urban）派摄影师到远东中国进行一年的拍摄，当时拍摄了七千多英尺的电影胶卷，但不知道何种原因，大部分素材都没能带出中国，90%的素材丢失了或不能用。查尔斯•厄本解雇了摄影师，影片直到1919年才被发行，当时取名叫《在古雅北京》（In Quaint Pekin）。现在留下来的影像被命名为《摩登中国》（Modern China）有8分钟，记录了北京街头生活，比如说民间匠人，小商贩，最有意思的是街头理发师给一位清朝男士梳大辫的全过程，从理发，梳发，扎辫子。
《电影眼漫游中国》电影截屏（清末理发梳辫）
《电影眼漫游中国》同时可看成是部“策展的电影”。
之所以称之为“策展的电影”，是因为英国电影协会（British Film Institute，BFI）的非虚构影像策展人爱德华•安德森（Edward Anderson）先生从100多部片段中选取28个，不是简单按照拍摄的时间顺序排列，而是按照地理位置，把它们变成影像地图。从北京出发，街头、前门、八达岭，然后到大运河、苏州、杭州、湖南，再经长江到重庆、云南的苗族地区，昆明，再到广州、香港，最后回到上海。每个片段之间并没有明显叙事关联，每段开场前给出基本信息，拍摄时间，作者，地点。为什么选择这样的顺序，为什么挑选这28个片段，我还要仔细询问安德森先生。另一种可能是从香港进入，逐步由南至北，或者从北京开始南下到香港。而这样从北京到上海的顺序，或许更多的是现在外国人对中国的印象。
这些业余影像，被忽略了近百年，却极大丰富了现有的电影史。
《电影眼漫游中国》电影截屏（1901年的南京路）
对中国最早的流动影像记录被提前到1900年（早《定军山》五年）。英国战时通讯员乔•罗森塔尔（Joe Rosenthal）1900年拍摄、1901年冲印出来的上海南京路。在这个镜头快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一名外国女子骑着单车穿过人群。另外，片子结尾的一个片段“Somewhere in China”来自《Chinese Men》片段，无法询查到确切的拍摄时间和拍摄地点，但根据影像的质量——不太稳定的帧数，拍摄的内容——扎着大辫穿着长袍的男人，和发现胶片到故事猜测，很可能是1900年或之前的拍摄。这卷胶片是1995年在英国早期电影放映商Mitchell and Kenyon的库存里找出来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Mitchell and Kenyon带着他们拍摄和收藏的电影片段，穿梭在英国北部的乡村，在公共空间放映。这部关于中国的片段是用卢米尔兄弟制造的相机拍摄的，与他们其他的胶片都不同。所以挖掘团队猜想这肯定不是他们拍的，那会是谁呢？也许是当时一位来中国的英国政客或传教士？
《电影眼漫游中国》电影截屏（南京路上的印度士兵，1901）
如果简单用“民族电影”来归纳，这些影像难以被归于中国电影史中，但作为对中国的记录，作为业余影像，它们让我们重新思考主流中国电影史，这也是这些影像宝贵之处之一。
《电影眼漫游中国》同时提供了观看20世纪初中国历史的别样角度。
外国人拍摄中国，虽已不足为鲜，相对熟悉的有英国传教士、外交官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19世纪晚期拍摄的中国照片，荷兰导演伊文思50年代和70年代在中国拍摄的纪录专题片，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70年代初拍摄的《中国》。他们也在不同时期，被染成不同的政治色彩。而且其中也不乏摆拍，比如伊文思拍摄上海城隍庙的时候，其实是提早安排了群众演员，各就各位，摆好阵势等着伊文思来拍摄的。
伊文思拍摄的纪录电影《四万万人民》剧照（来源：豆瓣）
而这些西方人观看中国的游记式业余影像，抓到了农村城市、街头巷尾的生活气息。比如说，1902年法国人拍摄的云南，有苗族士兵在训练，躺着抽鸦片的夫妇，京剧表演。1910年长城脚下，骆驼仍然是主要的货物运输工具，络绎不绝；1929年，战争爆发前，上海新成立的世界娱乐公园（World Amusement Park）开幕，游客兴奋不已；1936年，广州的珠江上货车船游船熙熙攘攘，如同上海外滩，门面带着走廊的现代大楼，犹如今日新加坡，街头迎面走来的少妇，短发、身材娇小；1930年长江上正在吃饭的船夫；1948年西方人在云南给当地人看病，滴眼药水，打防预针；20年代殖民色彩浓郁的香港，太平山上零星的几栋大洋房点缀在郁郁葱葱的山坡上，从山上俯视下去，电车驰来，一路大多是英式建筑。最让人眼前一亮的是大维多利亚港，海上船只成群，但远处的岸上看不到高楼-那是香港高楼林立之前的样子。关于香港的片段来自当时英国著名制作公司British Instructional Films受委托拍摄的《A Gate of China》（1927年），给当时大英帝国国民看的“殖民奇观”。
《电影眼漫游中国》电影截屏（云南，1902）
然而今天看来，仍然活灵活现，让观众惊奇满满。
这些英国人和法国人，长途跋涉，来到中国，他们在看中国的同时，中国人也在看他们。拍摄者记录的永远不光是镜头前方的“他者”，还有正在观看的“我”。拍摄角度，观看内容，掩饰不住的是他们的兴奋、好奇。比如那对不知名的英国蜜月夫妇，他们在北京，把家庭摄像机对准了街头的孩子，兴奋的冲着镜头欢笑，看这镜头后面的人，这是谁呀，他们从哪里来？还有1939年英国贵族Dorhea Hosie夫人的家庭影像游记，拍摄了上海码头，电车，背景里有着书店大大标牌的马路，马车熙熙攘攘，还有Dorhea Hosie夫人亲密的中国朋友——穿着合身旗袍的中国青年女性和外国卷发美女。她们对着镜头灿烂地笑，上海的中西友谊开始的很早，与“中国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公园标牌不那么统一。或者这种友谊仅存在与某种社会阶层里。
不可否认的，这同时是一部早期影像技术史的缩影。
《电影眼漫游中国》电影截屏（云南，1902）
近50年里，业余家用相机的发展，带动冲印技术的发展。最珍贵的发现是1925年拍摄、通过Pathecolour “Stencil colouring system”上色的浙江杭州三桥铺（当时被称为“东方威尼斯”）影像。这个唯一保留的硝酸盐胶片用最新的4K扫描处理，画面细节被修复得很好，特别是当时这种特殊的运用模版上色的技术。黑白影像迷人，但这些人造的颜色有另外一种生命。金色阳光普照在水面上，摄像机一路在水上穿过，展现岸两边人们的日常生活，岸上的树木绿色很真实，没有被染色的天空和远方，白色透亮，在一闪一闪的波光中，像是在另一个时空。影像有种超自然的力量，把我们又带回了那个不复存在的过去。历史仿佛又复活了，或许在另一个世界里面。
《电影眼漫游中国》电影截屏（东方威尼斯，1925）
最后不得不提的是片子的原创配乐，请来的作曲家是华裔英国人Ruth Chan。 Ruth的确花了不少时间和功夫, 结合中国古典乐器元素和西方爵士、当代电子乐。光听音乐的确轰轰烈烈，此起彼伏，但也是这种轰轰烈烈的音乐太过抢耳，让影像成了配角。而这些影像之稀有，叙述之惊奇，让观众总想和它们多呆会儿，多看会儿，以在脑海中构建自己的记忆和想象。
100多部片段，哪里来？为什么现在修复？其他的影像都是些什么？BFI除了在伦敦有影像资料室以外，在各大城市都有电子影像资料库（Mediatheque），大都在城市公共图书馆里，各地的民众都能享受到这些资料。我在英国第二大城市曼彻斯特的图书馆里看到过关于伦敦早期唐人街Limehouse的影像资料，还有伦敦街头的中国人。
英国电影协会（British Film Institute，BFI）页面
BFI顶着收藏和修复人类影像历史的责任，修复了这些关于中国的早期影像。这让人不由得去询问，咱们国家电影资料馆留存的早期影像还在不在，在哪里？像大英博物馆，大英图书馆，以及英国皇家植物园Kew Garden里收藏的几百万颗植物的种子，他们坚持保存的是人类的人文历史和自然环境，这些也是让骄傲的英国一直居于国家软实力世界排名首位的重要资本。
这些影像让今日的我们认识那些早期来到远东观察中国的外国人，他们带着野心，带着好奇，来到其他国家，一种开拓，一种现代经济文化交流的开始。相比起来，当下英国的保守党政府让人很担忧。一百多年后，全球化发展的阴影处弥漫着民粹，也是对人类共同财富的威胁。
历史是未来的影子。
关于作者
余天琦，纪录片及非虚构影像制作人、研究者。美国南加州大学—上海交大文化创意产业学院电影和影像研究副教授，曾在诺丁汉大学中国分校（宁波）、英国肯特大学教授纪录片。关注第一人称纪录片、散文电影、影像与记忆、家庭业余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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